可是不听你啼鸟的娇音，
我就要像流水地呜咽，
却似凝露的山花，
我不禁地泪珠盈睫。
——《山行》
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怀里，
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，
于是一个梦静静地升上来了。
——《寻梦者》
承受了法国象征主义的传统，戴望舒在《诗论零札》里强调：“诗最重要的是诗情上的nuance，而不是字句上的nuance。”所谓nuance是指色调或含意上微妙精细的变化，其逐步增减的层次甚难觉察。戴氏这句话说得不太妥当：第一，诗情原借字句以传，本无所谓谁更重要，真正重要的还是诗情所至，字句能否密切配合，正如颇普所云：“音之于义，应如回声。”第二，就诗而言，最重要的该是有话要说，而不是在镜花水月、暗香疏影之间顾盼斟酌，味其妙变。有话要说，有重要的话要说，才谈得上说的方式；一位诗人只有在无话可说的时候，才会用“nuance”一类的托词来粉饰吧。罗丹的雕刻、梵高的绘画、叶芝的诗，都是生命力的洋溢，形式自然饱满充足，何待细琢什么nuance？戴望舒在绝对的标准上，只是一位二流的次要诗人（minor poet）。大诗人与次要诗人的分别，在乎生命力之盛衰强弱，而不在字句的表面品质。其实，不少次要诗人的作品反而显得更细腻些。豪斯曼的诗无懈可击，但并不伟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