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行知在谈他读杜威的最近著作之后，克伯屈也谈了自己的感想。杜威的新著作是指《苏维埃俄国和革命世界的印象》（1928年在杂志上连载，于1929年刊行）。陶行知说：“杜威先生的理想，在美国这种资本主义社会里无法实现，而在苏维埃俄国却看到了自己理想的实现。”他接着说：“假使杜威先生是在晓庄，我想他也必主张‘生活即教育’的。”
——自己尽量地将先生的理论学成而归。在书籍是传播知识的工具这种旧观点、旧习惯很强烈的中国，杜威先生的理论是对传统教育进行批判的有力武器。但是一旦抱着解决被排斥在公立学校之外的农民及其子弟的问题时，先生的理论又不能原封不动地适用于实践。这就是使“教育即生活，学校即社会”恰好倒过来，形成自己“生活教育”理论的根据。另外，先生在理论与实践问题、不同的社会体制、“民族土壤”等问题上的看法，不也是从旅行俄国的具体考察中得来的吗？
从与克伯屈会话的字里行间，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陶行知的想法。
以杜威为媒介，通过对教育理论和社会体制的深入考察，深深打动他的，是由对理论的关心，转向如何设计自己土生土长的这个民族未来的现实课题。这一点，读者在他的《苏维埃宪法草案中之公民权》一文中自然能看得很清楚。